本辑收录专题研究论文9篇、学术评论4篇、“前言往行”3篇。研究内容为中国历史上的政务沟通、文书形成流传问题，以及几篇书评。怀念文章中主要是对邓广铭、邵循正先生的追忆。

在中朝之间往来文书中，咨文具有特殊地位。《祭祀山川立碑中书省咨》收录于《吏文》卷二，是洪武三年明中书省发给高丽国王的咨文，其形成至少经过八次文书行政过程。通过文书与其他史料的比照，朝天宫道士徐师昊前往高丽代大明皇帝祭祀高丽国山川一事的经纬得以复原。事件反映了明洪武帝将礼制改革的适用范围推广至藩属国，试图构建由天子掌管藩属国礼制、一视同仁的礼制秩序。高丽对明介入本国礼制之举的态度，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微妙的变化。咨文等外交文书在明初礼制秩序的实践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188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局势的复杂化，中朝之间的传统信息沟通系统-驿站传递，已经难以应对，构筑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成为晚清对中国朝鲜政策的重要举措。为此，清政府决意在中国与朝鲜之间架设跨境电报线，开通电报通信，以“通紧要信息，免驿递之迟误”。自“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以宗主国身份，运用传统中朝宗藩关系与缔结近代条约相结合的策略，与朝鲜签署了四个电信合同，费时8年，架设完成了贯通朝鲜南北国土、覆盖东西两岸、与中国境内电报线联通的中朝电报通信网，实现了中朝信息沟通渠道的快捷化、多元化。从此电报沟通，成为驻朝大员袁世凯与清政府之间不可或缺的信息沟通手段，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1880年代紧密中朝宗藩关系的对朝鲜政策。中朝电报通信是以日本侵占朝鲜电信权为契机，在宗藩体制下构建完成的，伴随中日两国在朝鲜势力消长之变化，经历了竞争、掌控和丧失的过程。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中朝宗藩关系宣告结束，清政府丧失了在宗藩体制下构筑的朝鲜电报通信网，东亚国际秩序进入条约体制的全新时代。

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已经很丰富了，但从国外时论舆情报道的视角来做分析和研究的还有待深入。这一系列变化，与中日战争发展趋势、国共关系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以及美、英国家与国民政府联合的前景有关，但根本上又与中国自身的变化，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带给抗战中国的巨变这一本体性因素，以及因之催生的美、英舆情观察对中国抗战力量认识上的转变密不可分。考察这一舆论变化的脉络、原委，有助于从第三方的客位视角进一步地呈现中国抗战的历史面貌。

本文拟从中国构建电报通信网的视角出发，梳理清政府与大北、大东公司的关系演变，着重考察清政府的应对，籍此分析其采取的合作与遏制策略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洞悉萦绕在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的角力过程，深入理解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因素的定位，也可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通信网过程中的努力与挫折。

大中祥符七年上殿札子覆奏制度出台，系由面奏者本人亲自持札送往二府，宰相覆奏施行。元丰改制，将上殿札子区分为“事理难行者”与“事干条法者”两类，后者无须覆奏。元祐垂帘体制下，曾短暂出现上殿札子先由通进司投进，再由禁中决定是否降至三省的规定。处理程序的调整反映出高层权力结构的变迁，与宋廷在控制与效率之间的平衡追求。与奏状相比，奏事札子的使用人群有严格的限制，更易获得皇帝亲览。奏事札子在近臣与皇帝的非正式渠道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3世纪后期元朝、安南之间的外交文书反映了元朝对安南外交政策的变化过程。以灭亡南宋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较为宽松，第二阶段则以“六事”为中心，对安南的要求趋于严苛。其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安南国王亲自朝见元世祖。双方围绕这一要求在外交文书中反复论争，直到元世祖去世，元朝才有调整外交政策的机会化。

宋代士大夫科举入仕后，在京城和地方之间流转，或为官，或乡居为寓公。即便为寓公，他们也能成为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成为地方政治博弈的重要环节。方逢辰是严州淳安县人，淳祐十年状元及第。咸淳八年，他在淳安乡居，当地士人向其上书，陈诉州县征督秋税时的弊政，托其向朝廷反映。方逢辰将地方士人的书信转交给地方官，凭借他在地方士人中的声望和他的政治身份，促使地方官府革除了弊政。

宋代邸報因定期下發朝廷信息的特性，常被等同於現代的新聞報紙。這些認知並非有誤，惜非全面，主因邸報仍為宋代諸類官文書之一，未從政務運作角度觀之，實難對邸報有完整認識。本文試就邸報刊載較多的政令信息、人事派命加以補充，認為宋代官員接受進奏院發佈邸報信息後，因職責所在、考核表現等，需向朝廷上報情況。官員分守各地，人事信息經由邸報迅速傳達，讓當事者得以儘快回應。而邸報信息發佈後，中央亦經進奏院收受各類文書，獲知朝野官員贊否、不預期等意見。故從官文書運行進程，可知邸報發佈信息後，承載各方信息的文書隨即下情上傳加以反饋，讓君臣、朝野官員加速溝通，實為宋代政務、官僚系統順利運作促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