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是少有的几个站立于时代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文化、教育、政治和外交事件，与同时代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过交集，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术研究，近三四十年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定位胡适？

学科融合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当代先秦史研究已突破单一学科藩篱，成为集文献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要素为一体的历史研究领域。十多年前，李学勤撰写《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阐述当时他所想到的应重点探讨的若干学术问题。笔者也按这个方式，从跨学科视野出发，谈一谈对未来先秦史应努力探讨的若干专题以及相关方法论问题的想法，对先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作一梳理和展望，以期对相关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限于篇幅，所谈专题时间下限止于西周。

19世纪初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史观在东欧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升级，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帝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俄国西南地区深受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19世纪20至30年代，沙皇政府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强力推广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世纪中后期，借俄国地方史编撰的契机，经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政论的出版，使乌克兰地区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基本确立。

现今所见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内容有多处重复或自相矛盾，可以确定不是定稿，故袁内阁不可能以该折在1911年12月底或1912年1月16日上奏。但该折出现又与1911年12月27日袁内阁拟请朝廷“速定大计”及1912年1月16日袁内阁奏请朝廷“速定大计”紧密相关。前者是要劝导清帝自行逊位，以免被动接受国民会议公决为民主共和；后者则希望清帝授权袁氏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方面欲以虚君共和给皇室及君宪党人交代，另一方面图谋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前后立场和策略变化都是以谋求掌控全局为出发点。将该折视为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证据，其实是误读。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长期以来，学界比较研究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尤其是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讨论二者的联系。其实这两部作品在史源限定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尽管借鉴古代传记依类叙事结构的写作原则，艾因哈德引入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原则，不仅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叙事权威和可信度，而且还将神似与形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艾因哈德复兴了拉丁文君王传记之后，继起的类似传记则转而采纳了编年体例，从而强化传记的叙事与形似色彩，而淡化其神似色彩。中古拉丁君王传记也就具备了独特的写作体裁。

我们做人文社科研究的，谁都感觉得到“文明”这个概念的极端重要性，但又谁都不敢说真正懂得它。实际上学界迄今已经为弄懂它忙活了快三百年了，可还是搞不出一个谁都能接受的标准定义。虽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我们对这个词的日常使用，但使用的效果呢，因为客观存在着概念理解上的粗粗细细的差异，问题自然不少，比如很多丑恶现象仍能堂而皇之地容身于“文明”，而在“文明”论说中夹带“西方中心论”私货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中国古代至少从春秋始，就存在着连坐的正式法条了。连坐的原理是“团体责任”，就是把亲邻视为整体，令其共同承担责罚。对于维护秩序与管控编户，这办法确实有效，所以社会各层面滋生出了五花八门的类似做法。

长江水道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自然系统，既有水土流失、江水泛滥、沙洲涨坍等自然变迁，也有人类为了在滨水低地进行土地开垦而进行的大量人为改造。江心洲属于典型的滨水低地，系长江中上游来水挟带之泥沙遇阻减速淤积而成的土地，必仰赖于堤坝的捍卫。堤坝作为低地社会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与地方社会自组织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滨水人群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则主要围绕洲地的涨坍、开垦与治水展开，呈现“人与自然”动态制衡的演进过程。晚清以来，张家洲北汊逐渐发育为弯弓型河道，北岸受水流冲刷加速崩塌，南岸则逐渐淤积出水，形成“北崩南淤”的态势。原来居住长江北岸的各姓居民先后奔赴南岸垦荒，致使新淤洲地争垦纠纷不断。各群体通过组织超越村落和家族的垦团，并积极利用垦荒条例或土地法规来实现各自的占垦诉求。这表明，近代国家及其制度建设在新淤洲地的“确权”过程中扮演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角色。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其形成和终结的历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图和派系权力的演变，也牵动着朝廷、北洋和南洋的关系，还体现了内政外交的互动。该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形成过程复杂多变，大体可以1880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尽力阻止曾国藩久任江督，遂使曾氏七年三往返，难以稳坐江督。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都试图影响江督任用。而沈桂芬主政的清廷高层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但这令江督既难得人，又动辄得咎，遂使江督人事极为纷更。直到1880年代湘人江督格局才最终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和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湘人江督格局形成的历史表明，除了内外轻重和央地关系，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也是分析晚清权力格局的一条重要线索。

现行突厥早期史（583年以前）的叙述框架，即土门系、室点密系突厥东西并立说，建立在沙畹对诸种语文文献的错误统合之上。突厥早期史史料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同时代形成的文本；二是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三是以《新唐书·西突厥传》为代表的后世史家的重构。史料批判的结果表明，室点密既不是活跃于突厥西部的 Silzibul/Sizabul/Sinjibū，也不是征服西域自立为可汗的西突厥汗国始祖；“泥利国书”中与另一位可汗一同击败柔然的室点密形象则相对可靠。对突厥汗国西部早期历史的考察显示，汗国早期政治结构并非东西并立，而是大可汗独尊于上。

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海外留学生群体逐渐在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20世纪初，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

今年春天，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证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帮助，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所呈现的“过去”并非是“全部的过去”，而是选择性的过去；不是所有人的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为了支持这个看法，在本文中，我将分析近五十年在台湾出版的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的作者、传主与受访者的社会背景，借此表现这些文献材料的社会记忆本质。 在一个社会中，个人与群体都在争着表达自己的存在（或说是，自己的社会重要性）。有意义地选择、组织“过去”，并将它在社会上“推广”，是诠释或合理化个人与群体存在地位的工具。在此“百家争鸣”中，在此对于“过去”的战争中，“过去”被选择、强调、争辩，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形成或变迁。因此，将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当作“社会记忆”，我们可借以探讨个人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的个人基础。

本文將要提出一些關於中國“禮學”與美德倫理學（道德哲學在西方的新領域）異同的初步思考，並將嘗試通過對比來闡述儒學——特别是朱熹的新儒學——在豐富美德倫理學方面所具備的潛能。本文雖未將大量的篇幅放在朱熹自身的言説上，但筆者確信，朱熹的禮學，包括祭禮和其他的禮儀言説，不但重視具體實踐，同時也有對移風易俗和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追求。本文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論述：一、對中國“禮”的概念和西方的“禮儀”(ritual)概念作出簡要介紹；二、“禮”與西方“法律”的比較；三、中國文化中的“禮”對西方倫理學新領域——近半個世紀中發展起來的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啓示

从新文化运动开启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图书世界呈现出复杂的流通与阅读图景。经由报刊鼓吹、教材收录等途径，新文化运动旗手们撰译的书籍，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晚清编纂、译介的一些书籍，继续被重印和流通。新出售书账簿、民众读物调查与实体书籍遗存进一步显示，清代大众文本文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颇具影响，清代大众文本文化三大板块——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和小说与纯文学类——的不少书籍仍旧被改编、重印。在晋南、粤东、河南开封、香港新界等内地乡村乃至上海、北京等都市的下层社会，与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相关的书籍仍然颇有销路，而与近代知识与思潮相关的书籍则销量不大，新文化运动旗手们撰译的书籍更是难得一见。这些来自清代文本文化的核心文本及其承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可以说构成了后五四时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是思考这一时期文化进程不容忽视的要素。

在奥斯曼人的极盛时期，奥斯曼帝国占据了这个地中海世界相当大部分的沿岸地区和重要岛屿，尤其是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海洋文明发祥地的世界中，红海、黑海都是奥斯曼帝国事实上的“内海”，地中海大部分是其势力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展开了怎样的海洋事业竞逐？近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推出了他的新著《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该书的《奥斯曼人的海洋事业》一文，重点分析了奥斯曼人海洋观的历史演变。作者指出，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主流叙事，往往将其视作大陆型帝国，是与海洋不相容的。而作者倡导，不再把欧洲的所谓现代性及海洋性视为历史的唯一评判标准，而是如其所是地研究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观念与海洋事业，致力于揭示其中的历史合理性。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古代中国与也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经贸、政治、文化交往的水平。在8至15世纪，中国、也门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经济领域出现直接的商贸往来。13—15世纪两国互派使节，在文化领域也有较多交流。15世纪中期，主要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两国的直接交往中断。

元代文学家姚燧为文具有明显的拟古风格。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他发现了《史记》《汉书》等典籍的“文中自注”文例，并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模仿。本文以姚燧《牧庵集》中的八例“文中自注”现象为例，进行剖析与辨析，以期为古籍整理和深入认识姚燧的文学创作风格、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提供一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