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的内容涉及了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且重要的问题，比如，奥斯曼帝国史书写中的“衰落论”问题，帝国转向问题，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土耳其共和国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土耳其的社会主义问题，土耳其的女性解放问题，等等。每篇论文力争从最基本的研究文献入手，分析史料运用情况，指出问题之所在，廓清相关研究动向，以期为国内学界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收录了朱玉麒《李征的西域石刻研究》；庆昭蓉、荣新江《和田出土大历建中年间税粮相关文书考释》；肖夫撰、芮传明译《罗马帝国的东方钢铁贸易》等十九篇文章。

本书集中收录作者研究中古时代与内亚各人群有紧密关联的各种名号的文章。通过分析这些内亚名号的结构、功能、语源、应用及流变，整理传统文献中某些难以理解的汉字音译语词，使它们发挥揭示历史复杂面向的作用。

本书收入作者在西周青铜器、金文和西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14篇（包括1篇未曾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和书评1篇。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强调铜器断代研究对于西周金文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往往以关键铜器的断代为突破口，然后围绕人名称谓、家族世系、册命制度这几个核心问题，力图厘清金文中众多人物的关系，复原重要家族的世系，进而深入探究西周家族制度、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

全书以皇宫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殿式建筑开篇。三组文章分别探讨西汉未央宫、东汉南北宫、魏晋洛阳宫的形制格局、主要建筑、机构分布，揭示出其间幽微、隐显的演化脉络。宫中各种机构分布在不同区域，承担着不同事务。其权力大小和对最高决策过程的影响，往往取决于其所在区域和与皇帝的空间距离。皇帝身边的士人、外戚、宦官等势力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权力争夺，与宫禁制度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半个多世纪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的历史。

《学缘与书缘》一书为欧阳哲生教授的人生与学术随笔、散记，记录了作者五十余年来求学与研究的人生历程。卷一缅怀求学与从教路上的师友情谊；卷二回到作者的思想史研究专长，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大家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章太炎等人进行评介；卷三与湖湘故地的历史文化相关，收入对湖南近代学人魏源、谭嗣同、范源廉、杨昌济的评述文字；卷四记述了作者与岳麓书社的因缘，收入“文人妙语系列”丛书的诸篇序文；卷五和附录则是作者多年从事胡适研究的总结与回忆。全书蕴含厚重学养，文字朴实精炼，集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反映了一代学人的人生际遇与学术追求，富有历史价值与思想意义。

本书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在慕课平台讲授的中国古代史公开课为基础，经过悉心整理、润色而成，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叙述了史前至明清的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重要史实、不同历史阶段的突出特点等。全书分为14个章节，是为了适应普通院校非历史专业学生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各章节有的以朝代为主题、介绍基本事实；也有的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关注较大时段的发展趋势、特征，使读者能够更深入、成体系地掌握中国古代史的整体面貌。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作者根据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成果，增补了延展阅读的篇目；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学科的特点，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拓展了思政内容。本书还配有课件和作者的授课视频。

丹尼斯·塞诺（1916~2011）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内亚语言与历史研究的泰斗级学者，其影响至今不衰，依然是同一领域数辈学者赶超的对象。本书在塞诺自己推荐的以英文撰写的内亚史论文中选出20篇予以汉译，可以稍稍反映他在内亚史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书后还附有塞诺自己编订的论著目录。

本书的篇目由作者亲自选定，依照文章的内容，大体上以制度史、政治史、理学、词学、史料、人物等为序，把作者有关宋辽金史的一些有独到见解和最见具体考索功力的文章，经细心修订后呈现。其中既有如《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也有如《（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和《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等序例文字。

中东，人类文明的摇篮。这里诞生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成就了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伟大帝国的辉煌。 然而如今，中东却成了动荡和战乱的代名词。宗教冲突和战争频发，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肆虐。文明的摇篮如何变成了混乱的温床？ 在《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攻中东研究20多年的昝涛老师，将为您揭开中东乱局的真相，探讨中东动荡的根源。全书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先是回顾了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给当代中东留下的遗产，然后从不同角度观察中东五个大国的现状： 伊朗，在经历了“伊斯兰革命”之后，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拉扯下动荡不断；伊拉克，经过被美国主导的重建，前途依旧不甚明朗；埃及，经历了两次革命的冲击，竟又回到了军人主政的原点；叙利亚，在各大国的干预下，胶着了十年的内战还是看不到尽头；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长期执政下，开始怀抱着“新奥斯曼主义”去追逐自己的“大国梦”。 除了国别的视角，昝涛老师更是从现代化、全球史、地缘政治和能源政治等多重角度，观察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中东整体上的新变化：为什么说全球化和现代化是IS等恐怖组织兴起的原因之一？伊朗和土耳其为何成了主导中东地缘政治的两极，历史竟仿佛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争霸的时代？美国的页岩革命给中东的石油政治又带来了哪些冲击？巴以问题为何已经被边缘化？…… 如今，随着IS的衰亡，自西方崛起以来便困扰着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既要现代化，又不想失去伊斯兰色彩——重新成为中东各国的主要议题。“后IS时代”的中东将走向何方？是否会继续动荡下去？我们也许可以从昝涛老师为我们梳理的脉络中找到答案。

名家小书，精装再版，手把手教你进入学术的门径。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更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学术素养就是在这样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养成的。本书2011年出版，已重印13次，销量达4.4万册。近年，作者重开关于学术规范与写作的课程，结合新的研究体会和学生反馈，作者进行了修订。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及《韩非子》。此次推出的《尚书新注》，即为其中之一。《新注》以皕忍堂刊唐石经《尚书》为底本，参考和吸收历代名家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清华简等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对全书重要字词做了全面细致的注释，既疏通了句意，又注意兼顾《尚书》在经学、史学、哲学上的意蕴，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做了积极的考论。

《西学研究》第四辑延续之前第三辑的风格，以西方古代史尤其是中世纪史原始史料的翻译、评注为主，辅以少量研究论文及若干书评，并新设讲座纪要栏目。本辑共收录史料及其译文七篇，史料包括希腊文三篇，拉丁文四篇，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铭文，并跨越多个时段与地域，从希腊化时代、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到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与拜占庭。除译文外，译者亦提供了与翻译文本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研究综述、版本源流、思想导读及评介注释等内容，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翻译的学术价值。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大、涉及西夏社会领域最宽、内容最丰富、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也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西夏文文献汉译的代表作。 本书在掌握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做了系统评议，梳理了西夏学界完善史金波等译注本的成绩与不足。本书的重点是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卷依次进行校补。本书主要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图版，通过西夏语语法和文献学方法首次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误识字、衍字、误译字、误译词组作了系统校正，补译了其所漏译字、词、句和条款，增补了一些新识字，改正了不少句子和条款。本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通过校补，显著提高了这部文献译本的使用价值。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是史学界第一部对商周家族作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 商周时代的家族组织作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等，皆可从家族组织形态及制度角度找到其形成之缘由与背景。对商周家族作全面、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商周社会形态演变的原因与规律，而且可以明确中国家族社会的历史渊源。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家族形态”的内涵规定为家族内部的亲属组织结构、居住形式，家族成员的等级结构，家族内部的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家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功能。全书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上述家族形态的内涵分阶级、阶层做了断代研究，对家族形态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本著作还进一步论述了商周家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形式及政体的影响，说明了家族形态的变化对以上诸方面发展、变化所起的内在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除对先秦文献作详细考证外，还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及侯马盟书等古文字资料，并在商、西周部分大量利用了有关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在对家族内部亲属组织结构的分类与亲属关系的分析上注意借鉴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张政烺先生评价此书“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所以理论严紧，论断高明，运用资料也丰富。由于古文献基础好，阅读使用不发生障碍。古文字学修养好，充分利用当时的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第一手资料，恰如其分，创获甚多。此外，这本书还运用了较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宗族问题，对于考古学界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行文严谨，学风正派，这都是很可取的。这本书所论问题，过去无人作深入系统研究，作者笔下处处胜过前人。当然不是说皆为定论，但搭好这个架子，日后讨论即有基础了。” 李学勤先生在书面鉴定意见中指出，本书“是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书。家族在商周社会历史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家族形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商周社会的探讨抓住了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者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广泛采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对材料作综合剖析，有不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每一部分都是能独立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近年来我国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朱凤瀚同志此书代表了这方面的新趋势，确系一部丰富而扎实的好书。” 宋镇豪先生在为本书所作书评《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1期）中对本书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评析。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于1992年9月获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3年10月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西方史学在东亚：传播、批判与比较》（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Asia：Circulation, Critique and Comparison）已由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于2022年3月出版。该书由王晴佳、冈本充弘和李隆国主编，收录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对西方史学史的相关研究，其中包含12位中国学者的论文。该书的论文对西方从古代至今的重要史家、学派和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为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东亚视角。自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大量翻译到东亚地区，促进了东亚地区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造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更多关注东亚地区如何研究东亚，而鲜有人关注东亚如何研究西方。东亚地区的西学研究并非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而是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随着学术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学界也开始关注西学研究中的非西方声音，该书便是在西方史学史领域发出东亚声音的一次尝试。

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 本书从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推及北魏的祭天仪式、辽初的权力传承危机、清代的堂子祭天等，一方面观察拓跋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内徙内亚人群，一方面固然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继承和坚持某些内亚的文化传统。这些内亚传统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史书记录中或遗忘或变形，依稀仿佛，难以辨认，所以清理这些残存的线索就成为一个足以显示历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工作。以内亚视角重读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空间。

2019年初，我在东洋大学讲学，有机会条理自己用日文发表的所有文章，萌生了出版一本日文论文集的想法，并且得到日本友人气贺泽保规、妹尾达彦教授的赞赏，也获得汲古书院出版社社长三井久人先生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西村阳子女史的大力协助。于是把所刊日文文章全部找出，精选20篇，以“从粟特到中国——丝绸之路史研究”为题，分成“丝绸之路史一般”、“唐朝都城与周边诸民族”、“敦煌”、“吐鲁番”、“于阗”、“粟特”六个方面，将文章以类相从，便于读者了解笔者整体学术框架和研究历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目前论集大体编辑完毕。

本书为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的最新著作。作者认为“富饶的文献与‘贫瘠’的田野”是传统江南史研究不太注重田野观察的两大原因。尽管江南的传世文献十分丰富，但主要是代表士绅意识形态的文献。实际上，作为田野观察对象的生活世界（人的思想、活动与行为）从来不会“贫瘠”，但对于跨时间观察的历史田野来说，如今历史地图上看到的水乡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由于江南地区的“发达”与“现代性”，我们不太清楚宋元，甚至明代江南人从水乡到陆地的生活世界的样态。本书聚焦于东山地区的聚落开发。东山、西山原隶属于苏州吴县，乾隆之后归太湖厅管辖。这里的渔民陆续陆居的过程在江南的不同时空中多有发生。雍正二年在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请下，刘猛将因被视作驱蝗之神祇而被列为国家正祀，这恰恰反映了水上人由渔业向农业的转化。于江南而言，东山作为一座岛屿自有其地理特殊性，但与江南地区水乡成陆的过程应是基本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应该能够重新讨论考虑滨岛敦俊的江南无宗族的观点，以及吴滔对宋元时期江南市镇产生机制的思考。当下东山地区遗留的仪式传统是对传统的追忆，而洞庭东山的社会结构过程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宋元江南史的模型。